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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周石 王学军

在延安时刻，事关陕北公学同学的事情，毛泽东写了五封覆信。第一封是写给陕甘宁边区高档法院院长雷经天的，这封信事关向陕北公学女同学刘茜求婚不成后，杀害刘茜同学的事情，毛泽东容许边区高档法院判处黄克功极刑的意见。第二封是对于柳夷同学条件入党的事情。第三封是回话刘御同学关连诗歌创作的问题。第四、第五封是给陕北公学同学袁尘影舅舅、《大公报》记者杨令德的覆信，这两封信触及袁尘影同学在陕北公学毕业后，被诬蔑扣押一事。

第一封:给雷经天的覆信

黄克功(1911-1937)，时年26岁，江西省南康县东说念主。少年时加入赤军，参加过井冈山斗争和二万五沉长征，南征北讨立过功，并担任过旅长等职务，时任抗日军政大学某队队长。被害女子刘茜，山西省定襄县东说念主。之前在国民党总揽的太原市肄业，1937年七七事变后赴延安，先在“抗大”学习，后转入陕北公学学习，技能与黄克功泄露相恋。不久，刘茜发现我方与黄克功在经历、特性、情性等方面的互异太大，默示要中断恋爱关系。然则，黄克功却纠缠握住，并于1937年10月5日傍晚在延河岸边用手枪恫吓刘茜成婚，遭终止后，开枪打死了刘茜。此案畏惧陕甘宁边区，影响波及全中国。国民党报纸借题阐发，诬蔑报复共产党和赤军，酿成了不好的影响。对于黄克功究竟奈何处理，敌、我、友各方东说念主士和老庶民皆拭目而待。

◆1937年，毛泽东在延安留影。

案发以后，是否对黄克功判正法刑，在延安的干部和群众中发生了热烈的争论：一部分东说念主认为，杀东说念主偿命，天经地义，共产党东说念主也不可例外；另一部分东说念主认为，抗日干戈恰是用东说念主之际，黄克功身为赤军军官、变嫌元勋，为了一个女子而被枪毙，难免太可惜了，不错让他戴罪抗日、以功赎罪。黄克功本东说念主对舛讹供认不讳，他但愿我方大概死在抗日杀敌的战场上，而不是死在延安的法场上。他上书陕甘宁边区高档法院和毛泽东：但愿能款待我方的舛讹，留住一条人命，连接为党尽忠。陕甘宁边区高档法院院长、案件审判长雷经天也写信向毛泽东陈诉了关连情况，并提议“严格照章服务，对黄克功处以极刑”的意见。

毛泽东听了此事陈诉后说：“咱们正在从寰宇各地继承大皆学问后生来延安学习，黄克功的行为有极大的破碎作用，一定要审判处决，严肃纲纪。”（成仿吾.战火中的大学[M].北京：东说念主民出书社，2014:90—91）

1937年10月10日，毛泽东给雷经天写了复信，情之殷殷，言之切切，旗子显豁，斩钉截铁。

◆毛泽东给雷经天写了复信。

毛泽东在信中写说念：

雷经天同道：

你的及黄克功的信均收阅。黄克功昔日斗争历史是光荣的，今天处以极刑，我及党中央的同道皆是为之愁然的。但他犯了谢却赦免的大罪，以一个共产党员赤军干部而有如斯下流的，凶狠的，损失党的立场的，损失变嫌立场的，损失东说念主的立场的行为，如为赦免，便无以素质党，无以素质赤军，无以素质变嫌者，并无以素质作念一个浅近的东说念主。因此中央与军委便不得不证据他的罪戾行为，证据党与赤军的步骤，处他以极刑。正因为黄克功不同于一个浅近东说念主，正因为他是一个多年的共产党员，是一个多年的赤军，是以不可不这么办。共产党与赤军，对于我方的党员与赤军成员不可作假行相比一般子民愈加严格的步骤。当此国度危险变嫌垂死之时，黄克功下流无耻凶狠自利至如斯进度，他之正法，是他的我方行为决定的。一切共产党员，一切赤军指战员，一切变嫌分子，皆要以黄克功为前车之戒。请你在公判会上，当着黄克功及到会群众，除告示法庭判决外，并告示我这封信。对刘茜同道之家属，应赐与安危与抚恤。

毛泽东

一九三七年十月旬日

（中共中央文件盘问室.毛泽东书信选集[M].北京:东说念主民出书社，1983:110-111）

1937年10月11日，陕甘宁边区高档法院在陕北公学小操场召开公判大会，判处黄克功死刑独立即押往法场实行枪毙。

第二封:给柳夷的覆信

柳夷（1913-1996），原名陆鸿鹄，降生在浙江余姚二塘头村的一个浅近农民家庭。1937年10月怀着追求变嫌真谛的愿望，来到延安，插足陕北公学学习，后转到了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在延安这个变嫌的大家庭里，柳夷有强烈的入党愿望，经组织说话后填写了入党志愿书，但是在延安9个月后，入党志愿书莫得被批下来。原因是柳夷在1926年底也曾加入过国民党，1927年四一二事变后就脱离了。这件事，在延安找东说念主核实颠倒困难，因此入党一事被迟误下来了。

1938年8月，柳夷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把我方的历史、社会关系、学习技能的推崇以及我方入党的条件，皆详备地告诉了毛泽东。

◆毛泽东写给柳夷的亲笔覆信。

1938年10月，已在抗大六大队责任的柳夷收到了毛泽东的亲笔覆信：

柳夷同道：

照旧八月间的你的信，今天才复你，不知对于你的问题还有匡助否？不知你还在三大队否？我因忙，积存于今才复，对你不起！

你的说念理是恳切的，要是陕公抗大党的同道所说，你的推崇够上入党履历，只是昔日加入与脱离国民党小数无东说念主证明，是如实的，而你在延又有九月之久，并无其他不可入党的问题存在，我以为是不错入党的。此事搞定办法，可持此信与三大队郑重同道磋商，你的原信也侍从交给他们看，条件他们终末探讨你的问题。如尚不可搞定，可持此信到抗大政事部张主任处。你所指出的几个弊端是多情理的，你的信可送给政事部参考。终末告你的，马列学院必须党员并须学养较高者才调进去。此复。并致

敬礼！

毛泽东

十月三旬日

（中共中央文件盘问室.毛泽东书信选集[M].北京:东说念主民出书社，1983:130-131）

柳夷收到信后，颠倒欢乐。其实，在接到毛泽东信的十几天前，柳夷已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炮火连天的年代，保存这封信，颠倒谢却易的。1942年的中秋之夜，当远程苏北运河线上的日军据点洋河镇时，部队受阻，柳夷连东说念主带信泡在水坑里。第二天战斗刚得胜抑遏，柳夷就把信晒干，但信纸还是粘在一块，不好揭开，他只得用湿毛巾把信纸凫水，然后又轻轻地把它揭开晾干，才使这封信获取保存。1946年摆脱干戈初期，淮北恰是雨季，这封信又随柳夷在洪泽湖边、淮河、运河两岸，足足淋了一个雨季的雨，趟了几百里路的水，东说念主虽屡次摔倒在泥潭里，但柳夷老是谨防性保存着这封信。这封信，后由柳夷给了中共中央办公厅，现这封信排列在中国东说念主民变嫌军事博物馆。

摆脱后，柳夷曾任东海舰队政事部副主任，1983年8月按正军职离休。

第三封:给刘御的覆信

刘御（1912-1988），1912年7月，生于云南缅宁县（今临翔区）。1934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素质系，同庚参加左联。1936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10月入陕北公学学习。曾任陕甘宁边区政府素质厅编审科副科长，西北素质部编审室主任。刘御是从变嫌圣地延安磨真金不怕火出来的儿童体裁家、小学素质家，走出了一条从变嫌诗歌到儿童诗歌，从儿童素质到儿童体裁之路。

1938年夏，延安的诗东说念主们组织了一次“街头畅通”，把创作的诗歌贴在街头，供构兵行东说念主阅读、赏玩。刘御创作了一首小诗《金莲苦》：“浮图山，高又高。张三娶个李姣姣。东说念主也好，品也好，可惜一对金莲像辣椒。地不会种，水不可挑。走路风摆腰，怕过独木桥。念念回娘家恨路远，念念走亲戚叹山高。”（刘御.延安短歌[M].上海:上海文艺出书社，1959:64）

◆刘御在延安。

这首小诗，深受延安儿童的接待，到处皆不错听到儿童在背诵，刘御受到很大的荧惑。

为什么反封建的《金莲苦》童谣，受到儿童的心爱，刘御归来说：“道理可能有两个，一是陕北裹脚之风十分严重，孩子们对诗中所写的本体十分练习，易于理解；二是应用了孩子们脍炙生齿的歌谣阵势。”（董庆保等.刘御评传[M].昆明:云南出书集团有限背负公司，2010:77）

当刘御朝着这条创作道路走下去时，又听到两种辩论：一是他的创作受到工农兵和儿童的接待；一是少数东说念主认为他的创作是“初级作品”。这时刘御看到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上的敷陈《中国共产党在民族干戈中的地位》以后，他把我方尝试和毛泽东所倡导的“为中国老庶民所脍炙生齿的中国作风和中国风格”自发地计议起来。于1939年12月，刘御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说：“您在六届六次会上所倡导的‘为中国老庶民所脍炙生齿的中国作风和中国风格’，天然是针对马列目标的学习与宣传而提议的，但我以为，在文艺创作上也饱胀适用。我恰是基于这么的理解而在诗歌创作中进行尝试的，不知说念我这么的看法和作念法是否稳妥。”（刘益涛.十年事事1937—1947年毛泽东在延安[M].北京：中共党史出书社，2007：115）为了让毛泽东了解情况，刘御信中还附上了他那时的些许习作。

当月，毛泽东很快回了信，说“信和习作均收到，迟复为歉。你的发愤，很好很对。优秀的民族，大抵是千百年来群众的集体创作。多中要有些好的。诗歌以押韵为宜，无韵的诗歌，难于走运。抗战是大同，阵势上立场上的分别是小异，凡小异而大同者均应兼容并蓄。”（刘益涛.十年事事1937—1947年毛泽东在延安[M].北京：中共党史出书社，2007：115-116）

毛泽东的提示一直激勉着刘御。他沿着“为中国老庶民所脍炙生齿的中国作风和中国风格”的说念路持续发愤，写了好多歌谣体的儿童诗作。1939年出书了《新歌谣》，这是延安出书的第一册儿童读物。摆脱后，刘御又出书了《小青蛙》《延安短歌》《红山茶》《鸟兽草木童谣一百首》等著述。

祸害的是，这封信在蒋军远程延安时，同好多浩大的而已一同消亡了。

新中国征战后，刘御历任东说念主民素质出书社小学语言剪辑室主任、昆明师范学院党委布告、中国作协云南分会副主席、云南素质学院院长。他是摆脱区的儿童体裁的垦荒者，是有树立的老一辈儿童体裁作者。

第四封、第五封:给《大公报》记者杨令德的覆信

杨令德（1905-1985），时任《大公报》记者。

杨令德，绥远托克托县东说念主，父亲是一个商东说念主。1925年在包头《西北民报》当记者、剪辑。后在《绥远日报》《绥远泛泛日报》等报社责任。1931年起在《大公报》当记者。

1937年寰宇抗战爆发后，国共好意思满了第二次和谐。在中共抗日民族合股阵线的感召下，杨令德将其外甥袁尘影送到延安入陕北公学短期学习，没念念到结业后因诬蔑被监禁。杨令德得知讯息后，当即给中共西北局的高岗和陕北公学校长成仿吾写信，同期抱着试一试的样式，也给毛泽东写了信，央求开释袁尘影。毛泽东收到来信，立即批示高岗和成仿吾探望和处理。因毛泽东此时正在主理1938年9月29日至11月5日召开的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直到12月14日才给杨令德覆信。

◆毛泽东给《大公报》记者杨令德的覆信。

毛泽东复信杨令德：

令德先生：

先生两信均收到了，因开六中全会久稽奉复，至以为歉！但袁尘影兄早嘱高岗同道令经手机关开释，谅已获悉。此事不但我不知，高岗仿吾亦均不知，经手机关证据晋西北材料遽尔如彼处置，甚为对不起！而后此间有何症结，倘有所闻，尚祈见知，俾资校正，不堪盼祷！敬复。顺致

敬礼！

毛泽东 上

十二月十四日

（中共中央文件盘问室，毛泽东书信选集[M].北京:东说念主民出书社，1983:134）

杨令德立地给毛泽东写了一封覆信。1939年1月22日，毛泽东再次复信：

令德先生：

十二月二十四日大示敬悉。令甥被屈事，能邀先生暖和，为之沸腾。如 先生称心来延安一游，甚表接待。此致

抗战敬礼！

毛泽东

一月廿二日

（杨令德.塞上忆往——杨令德回忆录[M].内蒙古文汗青店刊行1988：128）

1943年6月，杨令德看成秘书随邓宝珊将军由榆林南下重庆，路过延安，停留一周。毛泽东在杨家岭大会堂设席理财邓宝珊一转。入席前，当邓宝珊先容杨令德给毛泽东抓手时，毛泽东以惊东说念主的驰念立地念念起四五年前的事，亲切地说：“噢，杨先生，咱们还通过信呢。”

1982年6月2日，杨令德回忆起毛泽东的两封覆信时，谈说念：“毛主席对于一个普浅近通的新闻记者给他的信，竟是这么心疼，亲笔作复，亦然我梦念念不到的事。那时我是抱着试一试的样式给毛主席写信的，以为能获取毛主席叮咛秘书给回个字，等于喜从天降的了。那处大见解念到一连荣获两封亲笔信呢。何况这两封亲笔信写得是那样谦卑、针织，那时我就万分钦佩和谢忱。当天担心毛主席，这是我毕生感想的盛誉。”（杨令德.塞上忆往--杨令德回忆录[M].内蒙古文汗青店刊行1988：128-129）

杨令德1949年参加绥远举义。新中国征战后，历任绥远省东说念主民政府委员，绥远省政府副秘书长，内蒙古政协副主席，寰宇政协委员。1985年10月21日在呼和浩特灭尽。

这两封珍稀的覆信，1976年由杨令德先生交中央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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